（照片左起：三伯父，爸爸，嬤嬤，二姑姐，二伯父，四伯父. 攝于1940年左右)
1906年爺爺出生于華南廣東新會的一個沿海小村落, 新會與鄰近的臺山、開平、恩平和鶴山被稱作五邑，是中國第一僑鄉, 從這里流向海外的華僑多達數百萬人，分布在世界各個角落. 爺爺三分之二的人生也是在海外度過，死後葬于南洋的一個華人墓地. 他在中國的17年是國內最動蕩的年代，他出生前不久義和團曾大鬧華北，而北京在世紀之交曾遭八國聯軍攻陷，革命黨也多次起義圖建立共和政府. 他六歲那一年滿清政權倒下來了, 其後的二十年全國反復落在軍閥和外國勢力的手中，許多救國運動應運而生，政局相當不穩定. 在這些日子, 生活是特別的難過, 鄉間的百姓更是活在社會的最底層, 任何的政治效應來到他們處幾乎都是跟基本的民生有關的.
廣東雖是華南的貿易重點，在此時卻是貧富懸殊和民不聊生的一個地方. 鄉下的老百姓多是依農和畜為生，人多田少的情況下日子是朝不保夕. 離新會不遠處的廣州雖是國民黨練兵的一個重要基地，对平常老百姓来说这并不是特别好的事情，鄉下人最為关心的仍然是肚子溫飽的問題，國家由誰領導反是次要的. 爺爺生于穷乡僻壤，在五歲前因家境貧困而被賣于另一村子的一戶無兒的人家. 在貧困的鄉下變賣兒女是非常普遍的事情，為的是減輕家庭的經濟擔子和養活其他的成員. 爺爺跟了養父母後改了姓，但日子并不是過得很好，唯一的幸運就是讀過幾年的古書，因此在那個年代也算是個識字的人了. 養父是養魚為生的, 一家大小依靠一個小小的魚塘過活. 爺爺是家中唯一的男丁, 從小已在魚塘勞作. 養父母還有一個親生女兒，但因養父重男輕女，爺爺與他的姐姐一直都相處不來. 自從爺爺離鄉後兩姐弟幾乎都沒有再聯絡, 聽說后來她也嫁到東馬去了. 爺爺的親父嘗試過要認回他，當時爺爺已經十一二歲, 也就拒絕了親父的要求. 爺爺雖是養父母的唯一兒子，但與他們的關系也不是特別的親密，往後的日子他也甚少提起家中的情況，後來他跟孩子們的關系也是相當疏離的.
爺爺成長的年代幾乎家家戶戶都是貧民. 在這些年頭除了作苦工或耕田, 就是當土匪了. 當時在廣東一帶的治安很差, 除了鄉間的貧民外, 部分被解散的反清革命軍也因某生困難而流為盜賊. 爺爺一個鄉友的哥哥在其時就是當"大賊"的, 搶劫村莊時都是一大群的出動, 被劫的村民固然是苦上加苦, 有時連村中的婦女也成了被盗的目標. 社會越是動盪，鄉間的生活就越困苦, 因貧寒而到處盜劫的匪賊就越是猖狂. 土匪橫行對其時的鄉民造成極大的困擾, 也因此使到許多本已貧苦的五邑鄉民離鄉謀生, 當中包括我的爺爺和嬤嬤.
在如此貧寒和不穩定的環境下成長的孩子沒有多少的童年, 一般十多歲的孩子就要承擔起成年人的責任和身份. 爺爺在16歲那一年就跟當時才17歲的嬤嬤成了親，在那個年代女大男小是十分普遍的事情. 嬤嬤來自“對面海”一個務農的小村莊，兩口子嫁娶了也就是正正式式的成人了, 就要承擔起養家活兒的責任了. 其時國民軍在廣洲策劃北伐, 在黃埔區籌建革命軍隊，但過了幾年局勢依然沒有好轉. 為了生計, 爺爺在17歲那一年帶着嬤嬤越洋到南洋謀生. 其時五邑是中國最多僑民的一個地區，早在十九世紀中葉已有不少五邑鄉民被”賣豬仔“到金山和南洋做苦工，許多在外地開拓新生活，部分靠着行商致了富. 十九世紀後半葉至二次大戰前是華南鄉民離鄉到國外某生的高峰期. 當其時許多英殖民地都須要大量的勞工，爺爺的同鄉中有不少是去了南洋. 關于在外頭生活的事故或許早已在鄉民間流傳，爺爺在成長的年間必定也聽了不少這類故事. 這時候出外的華人比前人的遭遇稍微好一點, 特別是到南洋去的, 因為當時雇用華工的大部分是當地的華商, 加上華人已在當地建立起一定規模的華人社區.
1923年爺爺透過俗稱"水客"的中間人在英國殖民地馬來半島的一個沿海小鎮找到了一份苦工, 然後帶著妻子乘了七天七夜的"火船"到新加坡, 再轉陸路到目的地去. 上船的前一刻也是爺爺最後一次踏足在中國的土地上, 這恐怕不是他先前所計畫的. 聽父親說爺爺的一個心愿就是回鄉看看老房子，探探親朋. 到他終于可以榮歸故鄉時中馬之間的大門已關上.
聘用爺爺的是當地一間頗有規模的食品貿易公司， 雇主是第三代的華僑, 受過殖民地的高深教育，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. 爺爺頗有冒險精神，他打了三年工, 學了一些行商之道和簡單的英文, 就辭去了工作，然后自己創業, 其時他不過是個二十出頭的小伙子. 爺爺斷斷續續的做着不同的小生意，生活一直不是過得很充裕. 吉隆坡是許多華人的聚集地，他和嬤嬤就決定定居在此，在幾年間生了一男一女. 廣東人在這裡占了華僑的大多數, 因此爺爺和媽媽除了廣東話外, 對其他的方言只是一知半解, 直到我這一代也是如此. 此時馬來亞的華僑主要是粵南和福州移民過來的鄉民, 大多是沒受過正式教育的務農子弟, 在中國時也甚少離開所居住的鄉下. 因此來到這個陌生的地方時, 一般都是跟同鄉或同籍貫和方言的人來往. 他們通常以自己的籍貫為主要的身份認同, "中國人"這個身份倒是次要的. 在早期不同方言和籍貫的人除了不常往來, 有時也會起衝突, 直到後來整體華人感到被異族壓迫時, 加上各籍貫的子弟在學校和其他社會場合無可避免的聚在一起, 各自籍貫的重要性才漸漸淡化, 轉而強調唐人或華人的身份. "中國人"的這個稱號反而是後來才逐漸被廣用的, 這可能因為早期的華僑是在清朝和民初時移民海外的, 其時"中國"這個稱號在鄉下還沒有普遍地被使用. 華語(普通話)也是70年代以後才在官方的推廣下成為通用的語言, 老一輩的華僑甚少講得一口流利的華語.
1930年嬤嬤懷着第三胎時帶着兩個年幼的孩子回新會安胎，其時中國大部分的政治活動主要集中在伶南以北的重鎮，許多五邑的僑民也不時匯錢回鄉，華南鄉下的局勢開始稍微好轉. 然而對于嬤嬤,這是一段非常痛苦的日子, 因為兩個還不足三歲的孩子相繼在這時候去世了. 這段往事嬤嬤從來沒向其他孩子提起，但在爺爺和嬤嬤的心中逝去的幼兒們永遠在這家里占了一個位子. 其他孩子是從他們的排行得知家中有兩個比他們年長的孩子. 在我小時候每當問起有關大伯父和大姑媽的事，大人們都是支吾以對, 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他們兩已經去世很久了. 父親，姑媽和伯父們似乎已習慣避開這個帶着許多哀傷的秘密.
嬤嬤誕下了第三個孩子後在鄉間過了三四年才回到吉隆坡. 自此,爺爺在鄉下的祖屋就一直空置至今. 五年之後嬤嬤才誕下其他孩子, 幾乎是每年一胎, 直到生下了第八個孩子. 爸爸排行第五，上有三個哥哥，下有一妹一弟. 當時一家八口在城中的一間舊式大房子(古老大屋)租了一兩個房間. 大房子還住了其他房客, 嬤嬤是一個能幹和好談的婦人, 其他的房客都特別的尊重她. 在爸爸的記憶中, 嬤嬤從不怕辛勞, 一直盡心的照顧孩子的基本需要, 對丈夫也是言聽計從的. 爺爺卻是一頸子的牛脾氣, 對妻兒常呼呼喊喊的. 有次爺爺甚至對嬤嬤動粗, 孩子們怕得緊緊圍抱著她. 至今雖已相隔了六十多個年頭, 嬤嬤站在門前哭的這一幕依然深深的印在爸爸的心里, 爸爸因此非常反對在婚姻中的暴力. 爸爸十一歲時嬤嬤患上了肺病, 爺爺不讓孩子們接近她, 不多久她就去世了, 享年才43歲. 孩子們知道沒有了母親, 但都不敢作聲. 爸爸和兩個哥哥到附近的街邊理髮以整整齊齊的奔喪, 剛巧碰上他們的外婆. 那次是爸爸第一次到他外婆家作客, 臨走前外婆還給了他們一些零錢. 不久後她也去世了. 至今爸爸仍然常常掛念著嬤嬤, 總是覺得她一生過得很苦.
之後爺爺找了一個佣人回來看顧孩子, 佣人喜歡上爺爺, 爺爺卻對她沒甚麼好感. 過了兩三年爺爺透過朋友找了一個40來歲的婦人作妻子. 迎接她回家的那個早上爺爺把孩子們都叫到附近的咖啡店去, 然後把新婚妻子帶了回家後才把孩子們叫回來. 孩子都稱這位新媽媽"阿嬸", 我們稱她"二嬤". 二嬤是澳門人, 年輕時被"賣豬仔"到南洋當妓女, 嫁給爺爺時已從良多年, 並且儲蓄了一些錢. 往後每當爺爺財緊時家中的開銷都是二嬤支撐著的, 而她也從不向爺爺抱怨. 對孩子們,她是照顧有加, 是一個典型的賢妻良母. 後來孩子們都把她當媽媽看待, 爺爺死後他們就擔起照顧她的責任. 她活至九十多歲, 晚年患上老人癡呆症, 死時由滿堂的兒孫送殯, 雖都不是親生的.
爸爸和伯父們從小都得幫忙爺爺做些生產的工作. 爸爸在讀小學時每天大部分的時間都是與四哥一起在家里忙工作, 但爺爺的生意一直沒法維持, 轉轉折折的週轉於尋找新生機和失敗之間, 家中的經濟一直都是時好時壞. 後為幫補家計和減少家庭的負擔, 爺爺就把剛讀畢小學的爸爸送到一間食品貿易公司打工. 在其時大部分的華僑都是生活在貧寒的邊緣, 許多家庭的小孩都在這年齡或更早就投入社會了.
直至50來歲時爺爺開始做起有關外圍馬的生意, 收入一下子就多了起來. 在那幾年間, 凡有賽馬的日子爺爺都會賺個三四千元, 一個月下來的收入是非常可觀的, 當時一般人的月入只有數百元. 突然暴發的結果是, 爺爺和一些孩子做起買賣摩托車的生意, 爺爺開始頻密的流連專為暴發戶而設的娛樂中心, 也開始把大筆大筆的錢輸光在賭博檯上. 漸漸他把生意都交給孩子打理, 然後幾乎不分晝夜的呆在娛樂中心賭博, 每當輸錢時就向公司討. 因而家裡的收入雖然多了, 但日子並不是十分充裕. 因為爺爺在公司常常過度透支, 孩子和他之間的摩擦漸多, 到後來甚至與一些孩子鬧的很僵. 直到他病重臨終前的幾個月賭博還是占了他的大部分時間. 1970年生意被迫結業, 1972年爺爺過世, 享年66歲. 他比嬤嬤多活了24年, 其中大部分的日子沒有真正從心里快樂過, 包括月入上萬元的時候. 豪賭或許只是因為從未真正嘗過擁有的滋味, 也因為一生中可以掌握的實在太少了. 他還沒出生前, 貧窮已彷彿是他的一部分, 他還沒懂事前, 貧窮已決定了他的人生方向, 而一生之久他無時無刻嘗試逃脫這個與他形影不離的宿命. 他的人生的大部分是與貧窮搏鬥, 這也許也是許多離鄉華僑的寫照. 活在那些年代讓他們深刻的體驗了內涵於生命中種種的不穩定性, 歷久的貧寒經驗使他們活在患得患失中. 這些生活經驗所造就的態度也間接的影響了下一代的人.
這是一個華南鄉民的66年人生. 17歲離家時或許從沒想過一輩子是這樣的過去, 更沒想過從此不再踏足他的根源地.